从“天书”到“神器”：一个民警的“数字突围”

县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钟坤。

从“天书”到“神器”：一个民警的“数字突围”

——记县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钟坤的科技强警之路

每天早上，钟坤都要翻开桌角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。2018年刚入警时，上面记的是“几点巡逻、几点做笔录、几点送材料”；到了2022年，满篇变成了“IP地址、哈希值、交易流水号、电子数据提取”。

变的不只是内容——大学读计算机的他，在派出所几年把代码忘得差不多了，调入侦查中心后面对海量数据，硬是被逼着重新把手艺捡了回来。

本子上记着当天的工作任务——上午完成哪几起案件的研判工作，下午跟进哪几个研判模块的测试反馈，有需要时晚上继续优化系统。条目后面留着空格，完成一项，就画一笔。

同事路过，探头看一眼：“坤哥，今天排这么满啊？”他点点头，已经打开电脑。这个习惯，从2018年入警以来，没断过。

“最难受的不是工作量大”

2018年，钟坤穿上警服那天，觉得离“守护正义”的梦想近了一步。现实很快给了他另一番感受。

传统案件侦查，线索大多顺着时间和人物关系在卷宗里延伸。网络犯罪完全不同——作案者躲在虚拟身份后面，资金在无数账户间流转，行为轨迹散落在不同平台。单看哪一条信息都正常，可要把它们全部凑在一起反复比对，才有机会从海量噪音里捕捉到那一点微弱的信号。

最难受的不是工作量大。是明明知道线索就在里面，几十个G的数据摆在面前，可你就是找不出来。

 他清醒地意识到，网络犯罪手段更新太快，光靠责任心扛不住海量数据的消耗。他给自己定下规矩：工作中缺什么能力，就从什么地方开始补。

于是，白天挤午休时间看书，深夜戴耳机跟着网课学编程。虽是科班出身，但大学所学的编程知识早已生疏，代码重得像天书，他就一行一行重新啃。教程里的数据很规整，实战中的数据格式不统一、字段缺失，还夹杂各种异常。代码能运行，输出结果不对；改完一个地方，又冒出新的报错。有一回处理一批格式混乱的数据，他排查了几个小时，最后发现同一个字段里既有数字格式也有文本格式，中间还夹着肉眼看不见的空格。问题本身不高深，但找到它用了一整个晚上。

“最难的不是学代码。是你明明知道要查什么，但不知道怎么跟机器说。”钟坤打了个比方：老刑警说“查查这几个人有没有关联”，你没法直接敲进电脑。你得先想清楚——关联是指什么？转账？通话？还是同一个WiFi？“想清楚之后，再写成程序能跑的条件。”

书是一本一本啃的，课程是一节一节跟的。本子上记的待办事项，划掉一条，又添一条。从面对代码“像看天书”到能用编程解决实战问题，他就这么一步一步挪了过来。

钟坤在干中学，在学中干，苦练本领。

那个深夜，屏幕亮了

2023年初，奉节警方侦办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。平台会员超过十万，月流水千万级，数据量之大、关系之复杂，给专案组带来很大压力。

钟坤守在电脑前，反复清洗、比对海量交易流水、IP地址。看得太快怕漏掉，看到异常又不能马上下结论，必须回到原始数据重新核对。连续数日，他和同事交叉复核。笔记本上的任务栏，那几天清一色写着“数据清洗——跨境赌博案”，后面画圈的进度一直停在“进行中”。

第四天深夜，钟坤放弃传统的单表单查，尝试用自学的关联逻辑将资金流向与设备指纹进行多维度碰撞。屏幕上突然跳出几组数据——几笔充值记录虽然账户不同、时间分散，但操作时所对应的设备特征信息出现了高度一致的异常。重新调出原始数据，逐项核对关联条件，请身边的同事一起复核。确认不是偶然，确认不是程序偏差，确认方向对了。

沿着这个关联点往下梳理，50余名嫌疑人的核心轨迹被成功锁定。

案子破了。但告破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。走出办公室，看到桌上还堆着厚厚的案卷，看到连续作战后疲惫不堪的战友，钟坤想的是另一件事——

这一次可以靠加班加出来，下一次呢？数据只会越来越多，人的精力有极限。单打独斗终究是杯水车薪。他想做的不只是多破一个案子，是留下一个大家都能用的工具。

那一刻，他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：必须研发工具，让技术普惠于团队，从根本上提升整体研判效率。

花了半年，让工具“不挑人”

那半年，钟坤的家人在晚上十点前尽量不给他打电话——知道打了也未必接得到，那个对着电脑的背影很少主动停下来。

白天照常完成日常案件研判，他把同事遇到的痛点和需求一条条记在本子上；晚上和休息日，坐到电脑前写代码、测试、修改。

最大的难题，是把一线民警的经验转化成机器能稳定执行的程序。

老刑警看到一组数据，可能会觉得“这里不太正常”。但程序不理解这种直觉。必须把判断过程拆清楚——需要比较哪些信息、出现什么情况要重点关注、哪些异常可能只是数据格式造成的。他一次次找同事聊：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先看哪个字段？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有问题？把答案记在本子上，再尝试固化进系统逻辑。

有一次，已经梳理好的规则放到另一批数据里测试，输出结果和人工判断出现明显偏差。排查下来，不同来源的数据在格式上不一致，原来成立的规则换一个环境就完全不稳定。重新和同事走了一遍人工研判的全过程，把规则拆得更细、更底层，再用不同案例反复交叉验证。本子上划掉又添、添了又划的痕迹，比任何一页都密。

半年。系统终于跑通了。

这套被他命名为“涉诈人员智能研判助手”的系统，最大的价值不是快，而是“去精英化”。它把老刑警模糊的“直觉”拆解成了可量化的数据指标。研判任务被拆成四步：自动汇集数据、梳理行动轨迹、识别高危节点、一键生成报告。

以往一名老刑警需要一周完成的研判，现在一小时就能稳定完成，效率提升超过85%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套工具不挑人——不是技术出身的民警也能上手。

同事陈峰磊对此感受很深。以前做线索研判，所有数据都得靠人工一条一条核对，遇上数据量大的案件，光整理表格就得耗一整天。现在只要把关键信息输进去，系统自动完成汇集和比对，他只需要简单核对结果。“省下来的时间，能多看好几条线索，”陈峰磊说，“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

县公安局侦查中心主任肖竹长期负责数据分析统筹，他算过一笔账：以前批量数据比对全靠人工一条条复制粘贴，遇到格式不统一的表格，还得先手工整理再逐项比对。“现在全部流程化了，数据进来系统自动跑，我们只需要核对结果，节约下来的警力能投到更重要的研判环节上去。”

2025年，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全国刑侦部门“百优创新”评选，县局历史上首次有项目入选——钟坤主导研发的“涉诈人员智能研判助手”名列其中。同批入选的，大多是省级以上科研团队的作品。该项目同时获评重庆刑侦“十佳创新应用”。

“第一次让非技术岗位的同事试用时，我其实比自己操作还紧张。”同事用完后说，原来要在多个表格之间来回翻找的信息，现在能先把重点理出来，后面核查方便了很多。“听到这句话，我才觉得那半年没白忙。代码写多少行不是关键。同事打开系统、用完之后说‘有用’，这才算数。”

工位成了“急诊室”

系统上线后，钟坤把它无偿共享给团队。

“系统本身就是从单位的案件实践中做出来的，里面有很多同事提供的经验、需求和测试反馈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用，再好的工具也有限。让更多同事用，才能真正提高效率。”

2025年反诈攻坚中，系统协助奉节县局完成了一万多条高危人员轨迹核查。在境外回流涉诈人员专项行动中，支撑抓获了50余名犯罪嫌疑人。

但他发现，同事们日常还有很多琐碎的痛点——查一个信息要在多个平台跳转，几份表格怎么也关联不上，临时任务时间紧到手忙脚乱。

他又陆续开发了“共享查询助手”“政审查询助手”“案件材料录入工具”等轻量化工具。“这些工具都来自同事工作中的具体问题。有人顺口说一句‘这个要是能自动处理就好了’，我就看这个需求是不是经常出现、操作规则是不是清楚、能不能在安全规范内用程序辅助。”

有一次休息日，同事接到临时核查任务，数据来源多、格式不统一，按老办法赶不上反馈时限。电话打过来，钟坤远程帮他检查处理过程，调整了几处兼容规则，又抽查结果。反复改了好几轮，最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。不是什么大案，但能说明一线需要什么样的技术——不一定多复杂，但在同事最着急的时候要能靠得住。

大家把他的工位叫作“急诊室”。

同事说：“有坤哥在，再繁琐的数据工作，我们都有信心高效完成。”

这话他听了高兴，但也感到压力。“程序不是做出来就一劳永逸的，数据环境会变，案件需求会变。我更希望的状态是，大家会用工具，也知道它的适用范围和核查要求。遇到新问题，同事把经验告诉我，再一起调整。一个人能做的事有限，大家形成配合，技术才能真正变成团队的能力。”

钟坤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。

“数据后面都是人”

同事给钟坤起过几个绰号：“人肉防火墙”“电子雷达”“防诈唐僧”。

亲友遇到拿不准的信息会发给他看。“我一般先问清楚从哪来的、对方为什么要求这样做，再提醒不要急着点击或转账。这些话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但很多诈骗就是利用人着急、害怕或者想占便宜的那几分钟。宁可多提醒一句，也不要等损失发生了再后悔。”

在反诈中心，钟坤接待过一名受害人。那人坐在接待室的椅子上，问的第一句话，不是钱还能不能追回来——

“这件事，能不能先不告诉家里人？”

他觉得自己太轻信，又后悔又自责，怕家人埋怨。能感觉到那笔钱对他的家庭不是个简单数字。

“数据看久了，容易忘掉后面都是活生生的人。案件破了、嫌疑人抓了，不代表受害人的生活能马上恢复。这种无力感让人难受，也让我们更想把工作往前做——研判快一点，预警早一点，也许就能让一个家庭少受一点损失。”

入警八年来，他刻苦钻研网络犯罪虚拟身份溯源、数据分析和电子数据取证技术，参与研判900余起刑事案件，协助抓获200余名犯罪嫌疑人，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、获个人嘉奖2次。

“这些荣誉没有哪件是我一个人完成的。案件突破，离不开各环节配合；系统能用起来，也靠同事提需求、测试、反馈。荣誉会收进柜子里，责任还在。比证书更踏实的，是研判结果真帮上了破案，做出来的工具真有人在用。”

问他未来想做什么。

“网络犯罪手段变化快，工具不能做完就不管了。先继续完善已有系统，也想持续学新技术，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用到案件研判里。更想做的，是把技术能力‘复制’出去。只有更多同事既会用工具，也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，遇到新型犯罪时才能更快形成合力。一个人掌握技术不叫科技强警，整个团队的能力都提高了，才真正有意义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怕系统有bug，怕的是只有我一个人会用。科技强警不是培养几个‘技术孤勇者’，而是让数据思维像喝水一样，成为一线民警的本能。”

那本笔记本还在画线。钟坤说，等哪天同事们都不用来找他了——“说明工具真的好用了，那比我得什么奖都实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