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个鸡蛋

王小平

1978年秋，我和另外九名同学被山外的中学录取，成了曲龙乡第一批走出去的初中生，那年我十二岁。

母亲怕我一人在外无人照应，也希望老师在学习上能给予我特别关照，便想着给老师送些心意。

那时还是集体生产，家家日子都像攥紧的拳头，吃穿用度全靠精打细算、从牙缝里省，连买油盐的钱都得从鸡窝里一点一点攒出来。家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，可母亲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，竟悄悄攒下了二十个鸡蛋。她用谷糠垫着，锁在柜子里。 

一个周末回家，母亲让我把鸡蛋带去送给老师。我不肯——那时候学生给老师送礼，是要被同学笑话的。母亲便又劝又吓，我终究拗不过她，只得极不情愿地把鸡蛋带回了学校。

住校生每人有一口木箱，放些换洗衣物和口粮。我把鸡蛋藏在米袋里，一直没敢拿出来。一间寝室住二十多人，我又生性胆小，更怕被人知道后嘲笑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把鸡蛋送出去，一个月过去了，鸡蛋还在箱底压着。鸡蛋不再只是鸡蛋，它成了我青春初期一个秘密的沉重包袱。

有一天舀米时，我闻到一股异味，轻轻拨开米粒，竟看到鸡蛋上爬出了细小的蛆虫。我不敢声张，之后每次开箱关箱都像做贼，心理负担一天比一天重。直到放寒假，我编了个谎话，说寝室木箱忘记上锁，得回学校一趟。我翻山越岭几十公里，偷偷溜进空荡荡的寝室，将那二十个已经腐坏的鸡蛋扔掉了。

那一刻，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落下的不只是石头，还有一个少年对世界非黑即白的判断。

我曾在心里暗暗埋怨过母亲的“固执”，也怜悯过她的“笨拙”。直到我自己也成为那个笨拙的人，在另一个崭新的时代里，用另一种方式不知所措地爱着我的孩子。

原来时间才是最慈悲的老师。它让我终于听懂：母亲送的从来不是鸡蛋，是一个农村人能拿出的全部尊严；我扔掉的也从来不是鸡蛋，是一个少年还无法承载的深情。

现在回想，那时的老师对待每个学生都如同自己的孩子，淳朴而公正。母亲的举动，源于她那份最简单、最深厚的期盼——天下父母，谁不盼着自己的孩子能被多看一眼，多一份出息呢？只是她不曾想到，这件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让少年的我忐忑不安地捱过了大半个学期。

如今，我的孩子也已到了当年我背着行囊出山的年纪。世界早已不是那个需要从鸡窝里攒攒凑凑才能表达心意的年代了。可每当看到他轻快地奔向更广阔的天地，我总会想起母亲锁进柜中的那二十枚鸡蛋——它们曾那么滚烫地压在少年的心头，如今却只余温润的光泽。

原来，每一代母亲都曾捧出过自己的“二十个鸡蛋”。形式各异，轻重不同，有时甚至成了孩子甜蜜的负担。但当我们穿过岁月回头望去，才会懂得：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爱，那些生怕给得不够的忐忑，那些藏在谷糠与木箱深处的、不知如何言说的盼望，从来都没有被辜负。

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我们生命里继续孵着，孵出理解，孵出慈悲，孵出一整个不怕寒凉的后半生。